走进江城科技大学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的办公楼，三楼西侧的****办公室窗明几净。窗台上摆着一盆修剪整齐的文竹，叶片间还夹着几张泛黄的便签，上面记着 “2023.10 核对深圳研究院设备清单”，“2024.3 阳光研究院资产处置收尾” 这样的字迹，这是我回到科技转化中心工作后，每天随手记录的工作节点。从最初接过 20 多个驻外研究院协调管理工作的交接本，到如今能清晰报出每个研究院的核心项目、对接企业，时光在一本本厚重的工作台账里悄然溜走，转眼便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
岗位转型：从 “管理者” 到 “守护者” 的身份切换
当我踏入****办公室的那一刻，我的眼前展现出了一幅令人瞩目的景象：20 多份厚重的研究院档案整齐地堆放在桌子上，仿佛是一座座等待探索的知识宝库。
这些驻外研究院分布在全国 10 多个省市，它们就像散落在各地的明珠，各自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有些研究院扎根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犹如科技的先锋队，专注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技术的落地生根；有些则驻守在传统工业基地，宛如技术的守护者，致力于帮助当地企业完成技术升级，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有一些深入县域地区，如同农业科技的使者，积极探索农业科技与乡村振兴的结合路径，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每一份档案都是一个故事的载体，里面详细记录了从研究院筹备、团队组建到项目落地的每一个环节。然而，这些档案中也隐藏着许多待解决的难题，它们如同迷雾一般笼罩着这些研究院的发展道路。
有的研究院因为当地政策的调整，导致项目推进受阻，原本顺利的计划被迫中断；有的团队由于核心成员的变动，出现了技术断层，使得研究工作陷入困境；还有的研究院因为与学校本部沟通不畅，导致资源对接滞后，无法及时获得所需的支持和帮助。
更为普遍的问题是，当地政府领导频繁跟换，往往会给研究院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新领导可能对研究院的工作不够重视，或者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偏差，从而导致开办经费迟迟不能到位，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
“这些研究院就像学校撒在外面的‘种子’，得精心呵护才能长成‘大树’。” 当时的中心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为了尽快摸清情况，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把 20 多个研究院的档案逐字逐句读了一遍，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出问题、需求和待跟进事项。遇到不理解的技术术语，就抱着档案跑到相关学院找专家请教；碰到政策疑问，就主动联系当地科技部门了解细则。那段时间，我的办公室里总是堆着高高的档案袋，桌上的保温杯换了一次又一次热水，直到把每个研究院的情况都装进心里，才开始制定针对性的协调方案。
阳光市研究院的善后工作，是我接手的第一个 “硬骨头”。这个研究院因当地产业规划调整，需要终止合作并完成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工作。接到任务时，我心里很清楚，善后工作远比新建难，既要保障学校的资产安全，又要妥善安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还要维护好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关系，不能因为研究院终止就影响学校的声誉。
第一次去阳光市研究院时，我特意提前半天出发，路上反复翻看研究院的资产清单和人员档案。到达研究院时，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收拾东西，脸上满是失落。“我们在这里干了五年，眼看项目要出成果了，怎么说停就停了？” 一位负责技术研发的工程师红着眼眶对我说。我没有急着谈工作，而是先坐下来听他们讲这五年的经历，从最初顶着烈日跑企业调研，到熬夜攻克技术难题，再到看着第一条生产线顺利投产，每一个故事里都藏着大家的心血。
那天，我和工作人员聊了整整一下午，把他们的诉求一条条记下来。回到学校后，我立刻牵头召开协调会，联合资产处、人事处等部门制定方案：对于可移动的科研设备，联系物流专线运回学校本部或调配给其他有需要的驻外研究院；对于无法移动的固定资产，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后依法处置；对于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优先推荐到学校合作企业或其他驻外研究院工作，愿意回校的则协调相关部门安排岗位。为了让方案落地，我又先后五次往返阳光市，对接当地政府办理资产过户手续，陪着工作人员去新单位面试，直到最后一位工作人员找到合适的岗位，最后一台设备顺利运走，才松了口气。
临近退休，我早已卸下所有的行政职务，只负责些日常的协调管理工作。然而，每当年轻的同事们遇到驻外研究院的相关问题时，他们依然会习惯性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一同探讨交流。
每当这时，我总会微笑着迎接他们，然后从抽屉里翻出那些早已被岁月尘封的工作台账。这些台账记录着我曾经在驻外研究院工作时的点点滴滴，每一页都承载着无数的经验和教训。
我会与年轻同事们一起仔细翻阅这些台账，共同梳理其中的关键信息和重要细节。我会耐心地告诉他们：“每个驻外研究院都有其独特之处，它们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以及人员构成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套通用的方案来解决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