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当年发文赞同郭沫若真迹观点的一干学者（可以列出一大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难道都看不出双钩填墨的痕迹吗？而且，反方高二适先生，居然也没有用双勾填墨的论据去抨击对方所谓的真迹之说。
这里要提到北宋大书法家米芾，他就认为，神龙本为褚遂良所临。“放浪形骸”的“浪”字无异于褚遂良在写自己的名字。难道米芾居然也分辨不出所谓硬黄响拓、双勾填墨，与所谓对临、背临的区别吗？高手如褚河南者，意临的墨宝更是与勾摩有着云泥之别，难道是米芾老先生喝多了犯迷糊了吗？
看来，对神龙本《兰亭序》而言，本就没有什么双勾廓添之实，以讹传讹，有人故意设了个**阵，掩人耳目而已。有研究者称，虽经现代仪器千倍放大，亦未见任何所谓双勾填墨的蛛丝马迹。当然，有专家非把个别笔画中的飞白当成勾勒线条，也只好姑妄听之吧。
说一点题外话吧，孰是孰非姑且不论，在那么一个众所周知的困难时代，从万民领袖到一介书生，所有人均赤胆相照，各秉己见，为了一个多年前的文化疑点不分尊卑、具理以争。这种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民族风雅，岂是那些蕞尔唯利之辈所能品味到的呢？
结论好像有了。
神龙本所谓的双勾填墨根本就是以讹传讹，是被人故意臆造出来的假象而已。
二、冯思远与邵师兄的神聊——命纸的年代鉴定
邵师兄：
“其实，想判别是贞观年间摹本，还是东晋真迹，将手卷命纸一验便知，毕竟中间差了三百来年呢。”
冯思远：
“既然狸猫换太子，原装命纸岂存？”
邵师兄：
“真正书呆子了。狸猫换太子，留下的自然是太子啦。”
冯思远：
“确实啊，茅塞顿开。若神龙版为真迹，则其画心为晋蚕茧纸无疑。若画心是竹纸或宣纸则必为唐摹本。若要是高丽纸就更加没什么彩了。”
邵师兄：
“是啊。在《源氏物语》中，光源氏与藤壶院以和歌暗度情愫，所使用的就是唐纸。即使在平安朝时期的日本，也是下一等才用高丽纸呢。”
冯思远：
“故宫博物院那么些德高望重的专家们，洞隐烛微，难不成对纸张没有鉴定和断代吗？”
邵师兄：
“先入为主或者灯下黑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公开的相关研究文献嘛。再说，这种课题冷僻艰涩，且费力不讨巧，更与大型断代工程沾不上边，谁不想投身于推动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的洪流中，傻子才坐冷板凳呢。不过，听说到是有皮纸之说，不足为凭。”
冯思远：
“就是就是。多年前，我在旧书摊上见过一篇1975年《文物》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故宫博物院藏若干古代法书用纸之研究》的文章，可惜的是，下手不果断，失之交臂。那篇文章当时蹲在马路牙子上略微翻看了一下，感觉内容浮于皮表，以假设推导假设，以原因论证原因，颇有些不知所云，确是那个时代的文风。”
结论：
若神龙本画心纸为晋蚕茧纸，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神龙半印本《兰亭序》，为东晋王羲之真迹无疑。
草率了。那就期待故宫博物院的科学鉴定吧。
三、证据链上的重要一环——不应消失的“贞观”鉴定铃印
唐徐浩《古迹记》载：
“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府，锺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装志部帙，以‘贞观’小玺铃印，命起居郎禇遂良排署如后。”
唐韦述《叙书录》载：
“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
以上史料说明，大唐贞观年间，凡经皇家鉴定的书迹，均需钤上“贞观”年号印以作为识别。唐太宗开创此法，自然上行下效，由此引发了在鉴藏书画上钤印鉴定小印之风气，绵延至今，对于书画的递藏、流传及考辨可谓功莫大焉。
唐太宗“宝惜者独《兰亭序》为最，以金缕杂宝装轴套封，每听政之瑕，则临看之，夜半把烛临兰亭。”
但是问题又来了。所谓的冯承素神龙半印兰亭序却为何没有太宗的“贞观”鉴定钤印呢？太宗‘宝惜者独《兰亭序》为最’，却反倒无鉴藏小玺，这怎么可能？冯承素奉太宗谕旨双钩填墨摹兰亭，怎敢冒欺君之罪遗漏真迹上的“贞观”小印呢？退一步而言，即使冯承素本乃后代托伪作假，那托假者岂不是更巴不得要将李世民自书之“贞观”二字连珠鉴藏小玺，狠狠地按在其伪作的显眼之处，以障人眼目？
这是有实例为证的：
故宫博物院今另藏有王羲之的《雨后帖》，被专家定称唐摹晋人帖。此贴之上，“贞观”长圆黑色小印历历在目，另有“世南”小印排署其后。”
相似的情况出现在《丧乱帖》上（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此贴被列为王羲之下真迹一等，亦所谓双勾填墨之摹本。具言，此贴勾摹之精确，可谓毫发毕肖，甚至连虫蛀的痕迹也勾摹出来。其上，唐玄宗“开元”鉴藏小玺赫然在列。
注意到了吗？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承前启后谁者？乃武则天也。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这个女人在中华历史上挥洒了一段浓墨重彩的篇章。武则天于“神龙”元年盛极而退，将天下拱手奉还李唐。而唐中宗继位后，居然延续“神龙”年号不变，更令人匪夷所思、疑云窦生。所谓“神龙之变”莫非乃女皇本意？否则怎么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