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坐落于乌斯藏的圣城——日光城，距蜀山四千余里。
而日光城在乌斯藏又称“拉萨”，藏语意为“神佛居住的地方”。
作为一个高原之城，日光城被群山簇拥于其内、为日光沐浴于其中，常年光华四射、庄严肃穆。
每当太阳升起之时，金色阳光洒满山峦，投射到布达拉宫和它脚下的城镇之上，令整座日光城如同镀上了一层神圣而祥和的金边。
日光城乃至于整个乌斯藏领域当中最崇高的人物，为萨迦法王、当朝帝师——八思巴。
统领吐蕃十万户，号令天下佛教徒！
帝师可谓古往今来凡间密宗第一奇人。
他本名罗追坚参，三岁便能口诵真言、心咒修法，天赋异禀，读写五明①不教即通，藏区人民为之大奇，纷纷称其为“八思巴”，“八思巴”在藏语当中为“圣者慧幢”之意。
十七岁成为凉州第二任住持，继承萨迦派首领，那时他又多了个称谓——“班智达”，被藏民尊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
十九岁作为萨迦教主在六盘山与忽必烈会面，忽必烈看八思巴年纪轻轻就有丰富的知识和过人的智慧，在其正妻察必的建议下，遂请八思巴传授喜金刚灌顶。
八思巴提出：“受过喜金刚灌顶，小僧即为您的上师。此后，上师坐上座，您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忽必烈当时虽尚未成为大汗，却也是根正苗红的皇亲贵族、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自是难以接受。
察必又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还是应当坐上座的。”
八思巴闻言，点头称是。
忽必烈听罢，却依然有些踌躇。
这时，察必搬出了先祖成吉思汗，说成吉思汗也曾奉长春子丘处机为国师，传闻他老人家也是人少时令国师坐上座、人多时自己坐上座。
“莫非胸襟不能效仿先祖？”
忽必烈本就对先祖成吉思汗无比崇拜，听得正妻此言，再不犹豫，当即拜八思巴为上师。
之后，忽必烈夫妇携子女共二十五人、以凡人拜见上师的礼节拜见了八思巴，并先后在八思巴身前受密宗灌顶，这也为藏传佛教后来成为当朝国教、八思巴成为天下第一任帝师奠定了基础。
但最令蒙哥汗和忽必烈感到高兴和钦佩的，当属八思巴以雄辩之才将中土道派打得抬不起头这件事……
古往今来，佛道孰尊，相争难休。
自西晋时起，道教弟子王浮提出了“老子化胡为佛”的说法，说老子西出阳关后并没有消失，而是去了西域、去了天竺，直接化身为佛，教化西方众人！
道教在前，佛教在后。
所以道门比佛门更为尊贵。
如此编排，佛家自然无法接受，所以佛道之辩围绕着“老子化胡为佛”开展了足足八百年！
起初只是道佛两家的小门小派互辩、各擅胜场，后来到了某些朝代，辩论已经上升到了民族和国家之高度，甚至好几次的辩论，裁判都是由皇帝及番邦外教来担任。
而前朝宋帝出了名的尊道贬佛，譬如宋真宗就强行将道教的赵玄朗认作了祖宗，因此，佛门弟子在宋朝时期的中土大地上没少吃瘪。
这个影响最终令成吉思汗也相信“道家比佛家更擅长生不老之法”，故而在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后，奉全真教长春子丘处机为国师。
不过到了后世，道消佛涨，蒙哥汗和忽必烈在心里已隐隐希望佛教能在天下人面前战胜道教，只因道教为纯正的汉族教派，而佛教却是天竺人、蒙人、藏人各民族都信奉的教派，要想征服天下，道教必须败给佛教！
如此方能堂而皇之将佛教立为国教、一统江山！
于是乎，蒙哥汗命忽必烈在开平府大安阁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震惊寰宇的佛道辩论大会！
佛教派出了当朝那摩国师、萨迦教主八思巴、白教教主、大理国僧、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神武寺住持等，共三百余僧人参加；
道教以全真教掌教诚明真人张志敬为首，派出了蛮子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共二百余道士参加；
裁判和公证人则包含当时的亲王忽必烈、尚书姚枢等人在内，共二百余人。
因为当时八思巴已经是忽必烈的上师了，忽必烈为了不显得刻意偏袒佛教，他特地安排姚枢担任了总裁判一职。
佛道双方各派十七人作为代表，围绕《老君八十一化图》和《老子化胡经》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刚开始双方尚还你来我往，直到八思巴上阵。
八思巴此番做足了准备，他紧紧抓住《老子化胡经》的三个问题：
“此经是否为老子所说（老子死了几百年之后忽然冒出来）？”
“何为佛（佛为觉者，并不是固定的名位）？”
“老子有无到天竺化佛（《西京杂记》载老子死于汉地）？”
反复攻辩在场道士。
结果道士们要么是回答“无答”、要么是回答“不曾闻得”、要么是不敢持论，逐渐落入下风。
被逼无奈，道士们只能拿出了道门过往最常使出的杀手锏——《史记》来证明“老子化胡为佛”是真实存在的。
理由是，“《史记》里记载了老子西出函谷关一事”。
可当道士们拿出《史记》后，却正中八思巴下怀，随即，八思巴就开始了他在辩论场上对汉人道士们的“疯狂杀戮”！
八思巴问：“你们中土的《史记》只记载了李耳先生西出函谷关，有说他化胡为佛的事吗？”
道士们回答：“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