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认识你，欧文先生。或许我不应该这么说，因为早在见到你之前，我就已经认识华盛顿·欧文这个名字了，您的《见闻札记》写的非常有趣。”
亚瑟脸上带笑的同欧文打着招呼。
虽然这不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美国人，但是比起塞缪尔·柯尔特，华盛顿·欧文在不列颠显然有名气多了。
不论是令迪斯雷利恨之入骨的《布莱克伍德》，还是代表着伦敦品味的《绅士杂志》都曾经为这位美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出过专题文章。
不论是英国历史文学的领头羊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还是湖畔派代表柯勒律治都曾经对华盛顿·欧文的作品大加赞扬。
甚至就连牛津大学也跑来蹭他的热度，为他颁发了象征着牛津最高荣誉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当然，欧文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文章写得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浓厚‘怀古’倾向引起了这些人的共鸣。
无论是司各特还是柯勒律治，都是鼎鼎大名的保守主义文人。
而给欧文发了学位的牛津大学，更是不列颠保守主义的大本营。
虽然欧文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明确表露出来，但是在他字里行间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出，他始终坚持认为，美国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文明进步，反而是人类的堕落。
在他看来，美国每向民主制度前进一步，与此同时也是向毁灭的深渊前进一步。
在政客们许诺给选民的民主时代中，不存在充满着奶与蜜的天堂，把守着天堂大门的只有一群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投机客以及暴发户。
欧文惊奇的发现，自从美国摆脱英国走向民主共和以后，美国人民向政府缴纳的税赋不仅没有变少，反而还比当初在国王治下时更多。
为了讽刺这一点，他在《见闻札记》中借人物之口直言：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就好像中了魔法似的荒诞不经，他从未想象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是非颠倒、令人啼笑皆非的乱世。所谓的打着平等自由旗号的革命，说到底，不过是为令人作呕的野心家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
愚昧而盲从的民众最终只会沦为政客逐利的工具，他们就像是一头头眼前拴着苹果的野驴，食物看起来摆的很近，似乎再往前走两步就能得偿所愿了。但可惜的是，除了鞭子以外，驴子们再没吃到过其他什么东西。
除了瞧美国的政府体制不顺眼以外，欧文还对‘上帝保佑美利坚’‘上帝赐予美国人天然合法拥有美洲土地权利’的论调嗤之以鼻。
他称美国的政党之争为‘史上最可乐的滑稽剧，甚至比纽约剧场里演的还好些’，在《纽约外史》中影射纽约市长和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并引用当年荷兰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的史实暗指杰斐逊发起的西进运动压根就不像是他口中说的那么进步，美国人带到西部去的可不是什么文明开化，而是战争、剥削、疾病和屠杀。
不止如此，他还经常阴阳怪气美国的建国原始股——那群被英国流放到北美清教徒。
在欧文的笔下，居住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们通通是一群愤世嫉俗者和迫害狂，早年这帮清教徒致力于杀戮异端、焚烧女巫，而他们的后裔不仅很好的保留了这一破坏传统，而且还靠着人数优势变本加厉的以宗教自由之名在当地继续推行宗教迫害政策。
可以说，美国建国以来的三大敏感问题，独立革命、清教徒和印第安人都让欧文摸了个遍。
如果欧文只是讽刺这些，他显然还不至于被抬到如今的地位。
毕竟不列颠虽然瞧北美殖民地的叛民不舒服，但是辱骂法国人显然比辱骂那帮没文化的乡巴佬更带劲。
1815年，因为屡屡触碰美国人敏感带，所以不得不天天在报纸杂志上和反对者们打嘴仗的欧文先生终于厌倦了这种键政生活，他本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宗旨果断润到了不列颠散心。
而来到英国之后，他的心情明显也平静了许多。
按他自己的话说，与大多数人不同，他的品味向来是‘喜旧厌新’。在伦敦，他终于能够远离美国这个缺乏历史传承的国家，远离纽约粗鄙的污浊空气，投身于对欧洲古老艺术的研究当中。
相较于柯尔特最痛恨的那种两面派美国文人，欧文最大的优点便在于他这个人言行合一。
自从十五年前移居欧洲以来，欧文便进入了作品的高产期，他热衷于描写民间乡村的古老风俗，试图借助这些传统文化窥见昔日的风景。
而歌颂田园牧歌生活、哀悼那些消失在工业化时代的乡村风景自然也引起了抱有同样思想的不列颠诗坛主流以及教士们的共鸣。
有了这些人做后盾，欧文在不列颠乃至于整个欧洲的名气自然也是如同亚瑟手里的股票一般飞速上涨。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当那些昔日大骂欧文的美国人发现这家伙居然在老欧洲有了这么大的名气后，居然立马开始自适应阵营，摇身一变成了欧文的坚定支持者。
欧文的身份自然也就从恶意诋毁美国革命的卖国叛徒、篡改事实不怀好意的英国奸细、收了印第安人黑金的贪官污吏，变成了美利坚人民的骄傲、新美国形象的欧洲代言人、北美文学的半壁江山、为美国文学发出振聋发聩的独立宣言者、来自纽约的希罗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