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一来，相当于明廷为防范京营集权之弊走向了另一极端，出现了六名提督共理京营戎政的局面，权责过于分散，互不为政成为京营管理突出的困境。
“自设六提督后，各持意见，遇事旬月不决。”
这当然不行，所以赵贞吉一致仕，高拱立刻就废除了这个自缚手脚的制度，仍恢复总督、协理戎政各一员。
与世宗时期不同的是，总督、协理戎政各给关防之印。在原本的历史上，从此之后，戎政府制只是稍有更改，但总体基本沿袭下来，直至明朝灭亡。
这么回顾一下就很清楚了：京营的大权，曾经一度全操于内廷，而现在，内廷却被文官集团和武臣勋贵们排挤出了京营核心权力之外，即便是御马监掌印太监，其实也只是在京营挂名，充作监军而已，不再享有指挥调动等实权。
正是因为御马监掌印太监这个职务虽然权力大减，但却仍然拥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因此一直让司礼监首席秉笔兼掌。
然而，高拱现在却偏偏针对首席秉笔“兼掌过多”动手了。
高拱的建议是，首席秉笔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参与批红，不应该过多的兼掌其他事务，其目前的兼掌如东厂、如御马监，最好一并放弃，如果皇上担心拆分太多而影响首席秉笔在内廷的权威，那么至少也应该拆分一项出去，交于其他秉笔太监分掌。
这个建议，其实就是高拱这道疏文的核心，其他的说法，诸如“以前只有三四个秉笔，每人要兼管三到四个内廷重要机构，所以应该添设秉笔，今后每位兼掌两个机构就行之类”的话，其实都是为了不使“削冯保”显得太突兀而为之的。
冯保对此大为不满，这是肯定的，但他不满没有用，这件事他是属于“直接当事人”，脸皮再厚也不好自己跳出来说“咱爷们不累，爷们干得了”。
没办法，冯保只好再次连夜去找张居正讨教，看看这位张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在去往张大学士府的路上，冯保心里一会儿发狠，一会儿发怵。
发狠不必说了，被人逼到这个份上，别说冯保这种面似和善，其实鹰视狼顾之辈，就算泥菩萨只怕也要生气。
发怵则是真的有点慌了，高拱这一次的手段看似凌厉，但却很有分寸，一点都不像他做其他事的风格：他没有直接上来就要求削整个司礼监的权——也就是说，他不动内廷这个整体的权，他只是把这种权力，从三四个人分到五六个人头上去。
别看同样是分权，差别可是巨大的。
前一种直接削权于司礼监，由于司礼监其实是皇帝的一只手，削司礼监的权相当于削皇帝的权，即便今上对高拱信重简直不能形容，但高拱如果这么做，皇帝哪怕最终同意，心里也必然会有一些不满。
但是后一种则不然，司礼监原本是十分权力，里头的大太监们可能各掌三分，而按照高拱这一轮办法削完，大太监们被削了权，可能每人就只剩两分权了，但是司礼监整体仍然是掌握着十分权，一点也没削。
这样一来，大太监们或许不满，可是皇帝就无所谓了——反正他手头的权力一点没削。
冯保慌就慌在这儿了，这代表皇帝本人几乎不可能会对这个建议产生反感，鉴于那天皇帝的表现，似乎也很怕高拱继续追问他到底为何昏倒，那么这次十有**就会顺水推舟，同意高拱的建议，把自己昏倒的责任甩锅给司礼监——就是你们照顾不周嘛，高先生法眼如炬！
此时此刻，冯保觉得只有张居正，或许还能有办法为自己挽回一下。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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