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治思想，如君主之作用、君民之关系等，有着比前人更明晰清楚的论述，但总的来说，还是在民贵君轻这个范畴之下的衍申，不必细讲。但其在经济理论上的观点，在当时而言却颇为先进，譬如他说：“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这便是认识到了“钱”即是后世所说“一般等价物”的道理。
说到明朝宝钞的弊端，他不仅阐述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之法：“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虽物生有丰歉、货直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
这里的“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实际上应该是确立以银为本位的纸币发行制度，以避免纸币滥发造成的货币贬值。在当时来看，银本位财政体系放眼全球也许有些问题，但邱濬所处的时代，西方大航海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明朝内部如果执行银本位财政体系，高务实觉得应该还是很先进货币思想。甚至就算是眼下离邱濬时代又过去了七八十年，银本位在大明内部执行也未尝不行——至少比当前的混乱要好。
其他诸如提出劳动价值论、反对国家专卖制度而提倡民间自由贸易、倡议朝廷设立“古之计相”——类似后世国家统计局——乃至提出各地每年上报粮价而朝廷据此规定赋税额度等等，不少甚至是高务实“救明”计划中要分步骤实行的类似方针。
高务实所以深读《大学衍义补》，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从这些前贤的著作、言论中为将来的改革找一些依据。须知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董仲舒之后的儒家盛行时代，改革可不是当政者随口说一声就能实行的，没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没有一定的舆论基础，根本不可能。
此时他正看到“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心中暗道：“邱濬想用海运代替漕运，此事定为与漕运利益有关人士破坏，我将来若要改革此法，须得想好那传说中‘漕帮’人士的出路才行，不然肯定事倍功半，甚至干脆搞不下去。”
他正想着，忽然听见外头脚步响起，心中一动，便听见外头赏月听琴二女的声音：“奴婢见过老爷。”
然后便是高拱的声音由远及近：“你们少爷可在？” </div>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