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用品店的纸钱味道，像是旧书页和灰尘混合着某种说不清的甜腻香料，钻进我的鼻腔。站在柜台后面，我熟练地将一沓金色纸元宝叠好，放进塑料展示架。
门外，秋雨绵绵。这座北方小城的十月，梧桐叶子正大片大片掉落，湿漉漉地贴在人行道上。
“小陈，把那几个花圈搬进去吧，淋湿了就不好卖了。”李大爷从后面的工作间探出头来，花白的头发上沾着几点金粉。
我点点头，走出柜台。他身形瘦高，动作却出奇地沉稳，搬起两个大花圈毫不费力。一年前，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在这家离殡仪馆只有两百米的殡葬用品店打工。那时他还在市里最高档的写字楼，领着令人艳羡的薪水，规划着如何快速晋升。
我想不通人生的坠落为何可以如此迅速。
店门上的铃铛响了，李大爷的老伴刘奶奶拎着菜篮子进来，一边收伞一边说：“启明，我买了条鲤鱼，晚上做你爱吃的红烧鱼。”
我心里一暖。这对老夫妇给我的不仅是工作，更像是一种救赎。当我走投无路，在网上看到这则招聘信息时，原本只是绝望中的最后一试，没想到老两口不仅收留了他，还开出了高工资——“这行当，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能留下就不容易。”李大爷当时这么说。
傍晚，店里清闲下来我坐在柜台后，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思绪飘回了二十年前。
我和三蛋子——大名叫许穆彦的那个家伙——并排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分享一包五毛钱的辣条。
“启明，你长大想干啥？”满嘴油光的三蛋子问。
“去大城市，坐办公室，挣大钱！”我信誓旦旦，“你呢？”
“我？”三蛋子眨眨眼，“我就跟着你混，你干啥我干啥。”那个时候的我嘴角不自觉地扬起。那时候，我是村里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老师喜欢；而三蛋子则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成绩吊车尾，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
谁能想到，二十年后，三蛋子成了许总，而我，在这里折纸元宝、卖花圈。
“想啥呢？”刘奶奶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回忆。她端着一杯热茶放在柜台上，“一下午没说话了。”
陈启明接过茶杯：“想起小时候的事了。”
“和你那个发小有关？”刘奶奶心思细腻。
我点点头。三蛋子现在是本地有名的企业家，上过几次电视，我都是在店里那台老旧电视机上看到的。每次看见三蛋子——老许那张越发圆润的脸，他都觉得命运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人要认命，但不能服命。”刘奶奶拍拍他的肩膀，“你李大爷和我，年轻时也经历过不少起伏。开这个店四十多年，送走的人比见过的活人还多。人啊，就这么回事，活着活着就明白了。”
我抿了一口茶，苦涩中带着回甘。
店门又被推开，一个浑身湿透的中年男人闯了进来：“有、有便宜点的骨灰盒吗？”我站起身，熟练地引导他去看中低档价位的产品。那男人衣衫褴褛，手上布满老茧，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悲痛。最终，他选了一个最便宜的木质骨灰盒，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数了三遍，还差两百。
“我、我明天补上行吗？我儿子他...”男人哽咽着说不下去。我看了看李大爷，老人微微点头。
“不用补了，”我轻声说，“这个我们成本价给你，还差的钱算了。”
男人千恩万谢地抱着骨灰盒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人消失在雨幕中，心里五味杂陈。一年前，我也曾如此窘迫，只是连给父亲买骨灰盒的钱都拿不出来。
“你做得好。”李大爷不知何时站到了他身后，“干我们这行，赚钱其次，最重要的是给逝者尊严，给生者安慰。”
陈启明沉默着。他想起自己刚来店里时，对这份工作的排斥和恐惧。第一次接触遗体时的战栗，第一次守夜时的不安，第一次被朋友问起现在做什么工作时的难堪...如今，他竟然渐渐习惯了。
命运总是出其不意。一周后，我正在后面的工作间跟李大爷学习扎纸人，突然听见前面传来一阵争吵声。
“我说了要最好的！多少钱都不是问题！”一个熟悉的声音嚷嚷着。
我手中的画笔停顿了一下。那声音，尽管变得更加粗犷和急躁，但我立刻辨认出来再熟悉不过了——是三蛋子。
放下工具，擦了擦手，走到前厅。一个穿着昂贵西装的中年男人背对着他，正对刘奶奶指手画脚。那微胖的身材，略微秃顶的后脑勺，以及那特有的手势，确认了他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