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6年的春天，洛阳城外一处小院里，74岁的崔护坐在藤椅上晒着太阳。风里飘着邻院的桃花香，他眯着眼，手指摩挲着案上的旧诗集——那本里，藏着他50年前在长安城南撞见的一场春天，也藏着让他名垂千古的“人面桃花”。
很多人知道他是写“人面不知何处去”的诗人，却少有人知道，这位博陵崔家的子弟，走过的是一条最典型的中唐文人路：从书香门第里的苦读少年，到两度登科的寒门进士，再到官至岭南节度使的清正官员，最后归隐田园，把一生的烟火与怅惘，都揉进了一首诗里。
博陵崔家的少年：书堆里长大的“学霸苗子”
772年，崔护出生在博陵（今河北定州）崔氏家族——这可不是普通人家，在唐朝，“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并称，是天下闻名的“五姓七家”之一，简单说就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名门”。他爹崔锐更厉害，官至大理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管的是全国的司法大事。
按说生在这样的家庭，崔护本该是个养尊处优的“官二代”，可他从小没沾过半点娇生惯养的毛病。为啥？因为崔锐对儿子的要求特别严——每天天不亮，崔护就得坐在书房里背《诗经》《尚书》，要是背错一个字，不仅晚饭没得吃，还得对着祖宗牌位罚站。
崔护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最盼的就是下雨天——不是能出去玩，是雨天父亲不用上朝，会坐在书房里陪他读书，偶尔还会讲自己断案的故事。有一次，崔锐讲起一个穷人因为没钱给母亲治病，偷了富人的粮食，最后自己主动改判从轻的事，末了对崔护说：“读书不是为了当官享福，是为了心里有杆秤，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该帮的人。”
这话崔护记了一辈子。后来他不管是考科举，还是当大官，心里都揣着这杆“秤”。
少年时的崔护，是出了名的“书呆子”。博陵城里的小孩都在街头巷尾跑着玩的时候，他要么在自家书房里啃经书，要么就去城外的佛寺里找老和尚讨论诗文。有一次，佛寺里的老和尚跟他聊起李白的诗，崔护说：“李白的诗像天上的云，好看却抓不住；我想写的诗，要像地上的草，普通人一看就懂，却能记一辈子。”
老和尚当时就笑了：“你这孩子，心不高，却实诚。以后准能写出好东西。”
谁也没想到，这句“实诚”的评价，后来真成了崔护诗歌的底色——他一辈子没写过什么晦涩难懂的“文人诗”，就凭《题都城南庄》那28个字，把“物是人非”这回事，写得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听懂，都能跟着叹口气。
长安城里的科举路：两次登科的“逆袭考生”
唐朝的文人，想当官几乎只有一条路：考科举。而科举里最难的，就是“进士科”——有句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30岁考上明经科都算老的，50岁考上进士科都算年轻的。
崔护20岁出头的时候，揣着父亲给的盘缠，背着一箱子书，第一次去了长安。那时候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朱雀大街宽得能跑八匹马，酒肆里飘着胡姬的歌声，考场门口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考生。崔护站在考场外，心里又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扇门背后，不仅是自己的前途，更是父亲的期望。
科举哪有那么容易？第一次考进士，崔护落榜了。
落榜那天，他一个人坐在长安城南的曲江池边，看着别人看着榜上欢呼着，自己却名落孙山，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想写信回家说“我不考了”，可一想起父亲说的“心里有杆秤”，又把信撕了。
从那以后，崔护在长安租了个小破院，开始了“苦读模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书，中午啃个冷饼子继续写策论，晚上点着油灯改文章，直到眼睛睁不开才睡觉。有一次，邻居老太太看他天天不出门，还以为他病了，特意送了碗热粥过来，说：“小伙子，别太拼了，身体要紧。”
崔护握着热粥，心里暖得不行——他知道，在长安，像他这样的穷考生太多了，大家都在熬，熬到出头的那天。
熬了整整四年，到了贞元十二年（796年），24岁的崔护再次走进考场。这一次，他没慌——策论里写的“百姓疾苦”，是他从邻居老太太那里听来的；诗里写的“长安春景”，是他四年里每天路过的街景。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从最后一名往前找，找了三遍，才在中间位置看到“崔护”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