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期间，日耳曼帝国之所以能够对大不列颠帝国海军，以及盟军的商船形成巨大的威胁。
依靠的！
不仅仅是其神出鬼没的U型潜艇，以及其海军使用的“狼群战术”。
水雷！
也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
这也是苏长青让哈城兵工厂，仿造日耳曼帝国各类水雷的原因。
像磁性水雷，其并非依靠磁铁吸力，而是利用舰船钢铁船体穿过地球磁场时引起的磁场变化来引爆。
水雷内部的磁针或磁通计会感知到这种扰动，当扰动达到预设阈值时，就会接通电路起爆。
这种水雷主要由飞机投放在港口和主要航道，也可以由潜艇布放。通常沉在海底。
由于水雷通常在船底下方爆炸，攻击的是舰船最薄弱的结构部位。
水的不可压缩性会将爆炸冲击波高效地传递到船体，往往能直接将船龙骨炸断，导致目标迅速解体或倾覆，破坏效果远比船侧爆炸要致命。
日耳曼帝国在战争初期首次使用，让大不列颠帝国国措手不及，最初完全无法应对，造成了巨大损失。
而传统的接触扫雷具（拖拽式切割缆）对它完全无效。
船只即使在看似空旷的水域也会莫名其妙地被炸沉，给船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直到大不列颠帝国通过研究一枚搁浅的完整磁性水雷。
迅速开发出 “消磁法” 。
船只绕上通电电缆（消磁线圈），以抵消其磁场。
这才极大地削弱了磁性水雷的威胁。
水压水雷，这是这个时代技术最复杂、也最阴险的水雷。
它通过一个精密的压力传感器来监测水压的微小变化。
当一艘大船从水雷上方通过时，根据伯努利原理，船体周围的水流速度加快，导致该区域的水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微小的下降（类似于飞机机翼产生的升力原理）。
水雷就是捕捉这个特定的压力变化曲线来引爆。
其同样由飞机或潜艇布放，沉于海底。
与磁性水雷相同，攻击船底，破坏力极强。
在这个时代，这种水雷几乎无法被常规手段扫除。模仿其压力信号极其困难，因为需要一艘足够大的船以正确的速度和深度通过才能触发。
盟军当时知道日耳曼帝国拥有这种无法扫除的水雷。
最终，盟军想出的办法是使用低空飞行的飞机投掷大量炸弹来“引爆”水压水雷区，或者使用拖拽的“水下鼓”来模拟船体压力场，但这些方法效率低且危险。
音响水雷，这种水雷内部有一个“水听器”（麦克风），用于监听舰船螺旋桨和发动机发出的特定频率的噪音。
当噪音强度和特征达到预设值时，便会引爆。
同样，使用飞机、潜艇、水面舰艇均可布放。
其对安静缓慢的商船和噪音特征明显的军舰都能有效攻击。
当时，为了增加扫雷难度，日耳曼国人经常将音响引信与磁性或水压引信结合，制造出 “复合引信水雷” 。
例如，先需要一个磁信号“解锁”，再需要一个音响信号才会引爆。
这使得扫雷需要按特定顺序使用不同扫雷具，复杂程度呈指数级上升。
盟军的应对方法是在扫雷艇后拖拽一种称为 “发声器” 的装置，它能发出巨大的噪音来提前引爆音响水雷。
三种水雷！
令盟军头皮发麻，当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在整个二战期间，轴心国（主要是日耳曼帝国）布放的水雷共击沉了约 2,800艘 盟国商船（总吨位超过500万吨）以及大量军舰（包括驱逐舰、扫雷舰、巡洋舰甚至航母）。
仅在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日耳曼帝国的国磁性水雷就击沉了超过200艘盟国商船，让大不列颠帝国皇家海军一度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
当时，日耳曼帝国空军对大不列颠帝国主要港口和河口进行的系统性布雷，严重破坏了大不列颠帝国的物资吞吐能力。
这直接导致了船只周转效率急剧下降，物资堆积在港口无法及时卸货，对大不列颠帝国这个严重依赖海上补给的国家构成了致命威胁。
瘫痪了内河与近海航运：在泰晤士河口、英吉利海峡等关键水道的大量布雷，几乎切断了大不列颠帝国的沿海航运，这是大不列颠帝国国内煤炭、原材料运输的生命线，迫使更多的货物必须转向效率更低的陆路运输。
而在二战末期，灯塔帝国就将日耳曼帝国的这一套尽数接收。
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战末期，其对日本实施的“饥饿战役”。
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比原子弹轰炸更具战略意义，但却在公众认知中相对低调的军事行动。
其是历史上最成功、最系统的水雷封锁作战，直接加速了小鬼子的崩溃。
这也是苏长青认为，水雷战术如果使用成功的话。
威力更胜于原子弹的原因。
众所周知，东洋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其战争机器和国民生存严重依赖从大夏国、高丽和东南亚占领区通过海运输入的原材料（石油、煤炭、铁矿石、铝土矿等）和粮食。
当时，灯塔帝国的B-29轰炸机经过改装，每架可携带多达12枚水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