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写多少字，蒋子龙花了不到十分钟便悉数读完，放下稿子，眸底闪烁着感动的光，唏嘘不已。
“要不是亲眼看你写出来，我真要怀疑这是不是你写的东西，怎么能把小时候的事儿都写的这么好？”
江弦一脸平静的解释，“也是今天大家在一块儿玩，让我又回忆起了小时候的那份纯洁友谊，这趟北戴河，我可真是来着了。”
蒋子龙又把视线汇聚在这篇稿子上，再读一遍，仍觉喜爱不已。
“50年代，写这个年代的，都是些反思文学，恐怕没人会像你一样写儿童文学。
算起来，我倒是和你写的这个主角差不多岁数，那会儿我也不大，早晨五、六点就要背着粪篓子，起床到大街上捡狗粪，还薅草、拾柴火、拾麦穗、焖地瓜”
蒋子龙这个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拉着江弦不让他睡，一个劲儿的分享着儿时的事儿，美名其曰给他提供写作素材。
那会儿过得也不是多好的日子，但如今讲起来，满脸都是欣喜和怀念。
人会下意识忘记不愉快的事情。
一提到童年，总是美好到说不尽呐。
此后几天，学员们三五成群的在北戴河乱逛，彼此关系又拉近很多。
江弦一边写作，一边出去玩，保持着每天都写个四千字的速率。
北戴河无忧无虑，文学界对《米》的关注却在不停发酵。
《米》这部独特而老辣的意识流插入，可谓是惊涛拍岸。
要知道，随着80年代的开启，现代派在中国逐渐出现形态，一是以王濛代表的“意识流”，二是以宗璞为代表的荒诞派。
70年代的最后一年，以及80年代的最初几年，正是“意识流”加快步伐的几年，一篇篇意识流文学作品好似“集束手榴弹”般连续发表。
而江弦这篇《米》，无疑让他走到了所有作家们的最前沿。
《文艺报》上一期连续刊登了三篇《米》的文学评论。
在这样重要的一块文学阵地，以如此之大的声音来探讨同一部，这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可见《米》这篇在文坛掀起的风暴有多么剧烈。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也亲自撰文评论——《被撕裂的快感——读》
“《米》是一个对人性恶的推测之书，**裸地展现出了恶的一面，我想起芥川龙之介说过的一句话：当生存成为第一需要的时候，在人性善与恶的天秤上，人性就会倾向了恶。”
“江弦在《米》的习作中，实现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注重对心灵变化的追踪，又不舍弃深刻的现实主义，鞭辟拷问旧社会的压迫与黑暗。”
“虽然打破了物理时空，呈现出主观意识流，但内容是明朗的，思绪是理性的，这篇《米》，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式意识流’，亦或者‘东方意识流’的写作范本”
在回BJ的火车上，文讲所的学员们把这份《文艺报》相互传阅，眼中无不露出对江弦的羡慕之色。
这篇文学评论的价值可不一般，因为这是出自评论家雷达之手。
雷达被称赞为“文学的雷达”，一度在《文艺报》开辟专栏，以“雷达观潮”之名，及时点评当下创作。
文学界里有句话：如果不知道雷达这个名字，说明他离文学还远，如果雷达完全不知道他的名字，说明那主儿还得加油。
回来没几天，文讲所便放了假，学员们纷纷选择了回家度过假期。
“九月我们再见！”孔捷生拎着行李，和江弦他们几位道别。
蒋子龙叹了口气，“真可惜，临放假，还没看到你的那篇。”
“我又不是不发表了。”江弦笑笑。
贾大山也要回正定去，江弦坐在宿舍里，怀念了一下过去的这段共同战斗岁月。
人意阑珊，偶尔从开阖的房门里，传出一两句说话声，继而走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十八路公车将学员们一个个送走。
一出门，他碰上王安忆，江弦开口问道：
“安忆同志要回上海么？”
“我是这么打算的，文讲所人都走了，住在这边太冷清。”
“还是别回去了”江弦劝说起来，“就住在京城文艺的招待所，好好写一个月稿子。”
他这编委懒得去四处组稿，业绩就全靠这位大侄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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