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谁都是管儿子，皇帝的恩泽，对谁都是父亲的厚爱，当然是孝治天下。
张居正说得很谨慎，点到为止。
朱翊钧恍然道：“难怪国君称之为君父……”
张居正见这模样，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说虎狼之话了。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只好聚精会神，认真以待——起居郎在后面站着也就罢了，谁也不知道小皇帝会把哪堂课的内容，贴到新报上去。
张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毕竟又是传王世贞入京，又是考成学业，请大儒们观礼。
实在明显。
当初他与高拱初入内阁时，就做过一般无二的事。
彼时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尊奉阳明学派，利用执政权力，到处推传。
甚至亲自主持讲学，召集朝廷、地方官员都来听讲，网罗门徒。
所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无视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却整天沉溺于讨论那些微妙、精深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的学说。
而高拱与他，虽面上自诩为儒臣，口头上仍念着孔孟之道，但实际上却推崇法家。
随后，二人便撷取吸收、甄别选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建立了一套变革理论。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产出极为庞大，《春秋正旨》、《问辩录》、《日进直讲》、《本语》。
左打程朱，揭露其对《春秋》的穿凿曲解，“未需分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知为知”
右踢阳明，嗤其为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卒无所有于身心。”
而后更是借史论事，联系政治现实问题，以及丛积时弊，进而探求解决之法，最后得出革故鼎新的结论——“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
这一场整肃学风，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风气。
再以内阁开会，批判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作为象征，拨乱反正。
最后通过先帝谕批的形式，严饬各级官府，禁止官员们再主持或参加讲学，奠定胜局。
这就是新党建立的基础。
张居正与高拱亲手建立的新党，对皇帝如今的动作，实在太熟悉了。
这一次次学业考成，一场场经筵问答，届时到了王世贞手里，恐怕就是一本《经筵录》。
其目的在他张居正面前，简直无所遁形。
但首辅先生只能看到手段，却不知道皇帝要唱哪一出戏，实在是有些怕皇帝不知轻重，矫枉过正——外儒内法这种事，他不愿挑破。
可惜，朱翊钧却不这么想。
他直勾勾看着张居正，继续追问道：“先生，既然国君身为君父，何以改朝换代？”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既然是君父，那还没听过儿子杀了父亲就能自己当爹的。
所以，改朝换代后，后朝凭什么能得到承认呢？
如果是因为无道，那父亲无道就能诛杀么？
说不通呀，先生。
其实这话，本身不难回答，但对外儒内法的张居正来说，却很难回答。
因为这在儒家的框架内，又要绕回到天命上去了。
君父之下，无人能约束，但其上的天命若是有意，换个君父自然很正常。
居于孝道顶点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张居正不愿意拿出来说的天命。
皇帝的表达的意思，在张居正心中，也立刻清晰了起来——随着天人感应的落魄，移孝作忠，解释不清楚的事越来越多了，过时的东西，换一个罢。
张居正张了张嘴，又再度闭上。
朱翊钧则是静静看着自家先生，等着张居正的回答。
移孝作忠，在前汉，自然是进步的一面更多。
可惜，到了魏晋，这一套就满是裂痕。
到了如今，或者说，在阳明心学诞生之后，这一套更是被彻底解构。
如今的士大夫，讲究的是什么？
是明心见性的自由！
是随心所欲的本真！
什么君父？干成这个逼样，狗屎！
士林的风潮如此，越是年轻，越不吃这一套。
不仅眼中没什么君父，甚至有时还会起逆反作用——泰州学派对于解构皇帝权力的来源，非常感兴趣。
朱翊钧如今为什么能得到大多朝臣的认可？
因为他是君父吗？如果是的话，那前身就不会被压制十年，却没能被忠诚孝子拥护亲政了。
是故，不是朱翊钧要放弃移孝作忠。
而是已经被时代放弃的东西，没必要贴在脸上了。
反而只会耽搁新生事物的出现。
现实与理论的差距过大，会愈发消磨皇朝的正统性。
既然如此，那就得不破不立。
无论是如今的新报中，太祖皇帝奋自布衣，戡定祸乱，用夏变夷的传奇故事。
还是经筵中朱翊钧竭力表现的经学造诣。
亦或者现下逐渐充盈的国库，日益澄清的吏治。
都是在给淘换老旧经义铺路，免得到时候动荡过大。
自己跟李贽做了这么久的铺垫，王世贞的文会日期业已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