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明君 第131章 移忠作孝,诬良为盗(2/4)

“今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谁都是管儿子,皇帝的恩泽,对谁都是父亲的厚爱,当然是孝治天下。

张居正说得很谨慎,点到为止。

朱翊钧恍然道:“难怪国君称之为君父……”

张居正见这模样,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说虎狼之话了。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只好聚精会神,认真以待——起居郎在后面站着也就罢了,谁也不知道小皇帝会把哪堂课的内容,贴到新报上去。

张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毕竟又是传王世贞入京,又是考成学业,请大儒们观礼。

实在明显。

当初他与高拱初入内阁时,就做过一般无二的事。

彼时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尊奉阳明学派,利用执政权力,到处推传。

甚至亲自主持讲学,召集朝廷、地方官员都来听讲,网罗门徒。

所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无视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却整天沉溺于讨论那些微妙、精深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的学说。

而高拱与他,虽面上自诩为儒臣,口头上仍念着孔孟之道,但实际上却推崇法家。

随后,二人便撷取吸收、甄别选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建立了一套变革理论。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产出极为庞大,《春秋正旨》、《问辩录》、《日进直讲》、《本语》。

左打程朱,揭露其对《春秋》的穿凿曲解,“未需分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知为知”

右踢阳明,嗤其为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卒无所有于身心。”

而后更是借史论事,联系政治现实问题,以及丛积时弊,进而探求解决之法,最后得出革故鼎新的结论——“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

这一场整肃学风,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风气。

再以内阁开会,批判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作为象征,拨乱反正。

最后通过先帝谕批的形式,严饬各级官府,禁止官员们再主持或参加讲学,奠定胜局。

这就是新党建立的基础。

张居正与高拱亲手建立的新党,对皇帝如今的动作,实在太熟悉了。

这一次次学业考成,一场场经筵问答,届时到了王世贞手里,恐怕就是一本《经筵录》。

其目的在他张居正面前,简直无所遁形。

但首辅先生只能看到手段,却不知道皇帝要唱哪一出戏,实在是有些怕皇帝不知轻重,矫枉过正——外儒内法这种事,他不愿挑破。

可惜,朱翊钧却不这么想。

他直勾勾看着张居正,继续追问道:“先生,既然国君身为君父,何以改朝换代?”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既然是君父,那还没听过儿子杀了父亲就能自己当爹的。

所以,改朝换代后,后朝凭什么能得到承认呢?

如果是因为无道,那父亲无道就能诛杀么?

说不通呀,先生。

其实这话,本身不难回答,但对外儒内法的张居正来说,却很难回答。

因为这在儒家的框架内,又要绕回到天命上去了。

君父之下,无人能约束,但其上的天命若是有意,换个君父自然很正常。

居于孝道顶点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张居正不愿意拿出来说的天命。

皇帝的表达的意思,在张居正心中,也立刻清晰了起来——随着天人感应的落魄,移孝作忠,解释不清楚的事越来越多了,过时的东西,换一个罢。

张居正张了张嘴,又再度闭上。

朱翊钧则是静静看着自家先生,等着张居正的回答。

移孝作忠,在前汉,自然是进步的一面更多。

可惜,到了魏晋,这一套就满是裂痕。

到了如今,或者说,在阳明心学诞生之后,这一套更是被彻底解构。

如今的士大夫,讲究的是什么?

是明心见性的自由!

是随心所欲的本真!

什么君父?干成这个逼样,狗屎!

士林的风潮如此,越是年轻,越不吃这一套。

不仅眼中没什么君父,甚至有时还会起逆反作用——泰州学派对于解构皇帝权力的来源,非常感兴趣。

朱翊钧如今为什么能得到大多朝臣的认可?

因为他是君父吗?如果是的话,那前身就不会被压制十年,却没能被忠诚孝子拥护亲政了。

是故,不是朱翊钧要放弃移孝作忠。

而是已经被时代放弃的东西,没必要贴在脸上了。

反而只会耽搁新生事物的出现。

现实与理论的差距过大,会愈发消磨皇朝的正统性。

既然如此,那就得不破不立。

无论是如今的新报中,太祖皇帝奋自布衣,戡定祸乱,用夏变夷的传奇故事。

还是经筵中朱翊钧竭力表现的经学造诣。

亦或者现下逐渐充盈的国库,日益澄清的吏治。

都是在给淘换老旧经义铺路,免得到时候动荡过大。

自己跟李贽做了这么久的铺垫,王世贞的文会日期业已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