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方念这个案子，李承乾上书天子，请求加强对官员的监察、查办力度。
其一，设立铜匦：鼓励告密，对举报犯有罪行过失官员的人，一经查实，授予重奖;即便举报无实，举报者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如此，必然四方告密者蜂起，官必重足屏息，只得收敛起贪赃枉法之心。
其二，将御史台一分为二，分设肃政左右台，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左肃政台，专司纠察中央百官和军队。右肃政台，专门负责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的按察。并将监察御史，由之前的十八人，增至八十一人。形成左台以察朝廷，右台以澄郡县的纠察格局，左、右两台迭相纠正。
其三，李承乾还起起草了新的监察法规《巡察六条》和《风俗廉察四十八条》以扩大监察范围。
其四，授予三法司重权，允许他们在审核官吏的案件中，适当的使用肉刑，迫使地方官员畏之如虎，如此以身试法者则会日益减少。
比如说：受财枉法，官员收受了贿赂后违背法律做出决定。按其受财“赃”的多少量刑，“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
受财不枉法，官员虽然接受当事人的钱财，但在裁决上并没有违反任何律法。则凡是计赃“满一尺，杖九十”；以上递加至满三十匹以上，处“加役流”。
受所监临，官员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辖内百姓财物，而未有具体的所求，无违律法，则计赃“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以上加一等”，赃满五十匹以上，处流二千里。
在李承乾看来，官员渎职受贿，是历朝历代无解的施政难题。朝廷赋予官员驱使百姓、裁判、予夺大权，自然也就难以防止权力的滥用，或与钱财换取权力。朝廷专门设立的监察系统也不在于防止官员渎职受贿，而更着重于检测官员对朝廷的忠诚。
李承乾是理智的，他并没有将目标放在完全的消灭上，而是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以此稳定朝廷的统治秩序。
《尚书》中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贪渎是最容易形成朋党的，所以韩非子说：大臣两重，父兄众强，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贪渎滋生朋党，朋党则国家危亡，因此当设谏以纲独为，举错以观奸动，罚比周而赏异，诛毋谒而罪同。
对于太子所奏之事，李世民自然是赞同的，所以旨意很快就发到了尚书省：太子所奏，一子不改，按此办理，不得有误。
有了皇帝的御批，那自然不是问题了，在房玄龄、岑文本的主持下，监察事宜迅速展开。而受益于左右肃政台的政策，褚遂良得以与萧瑀平起平坐，晋为右肃政台大夫，平分御史大夫之权。这自然也引起了萧瑀的不满，但他清楚，这个事埋怨太子是没用的，皇帝不点头，还能有这个事吗？
所以，这次，萧瑀把目标对准了左仆射-房玄龄，当年他和李靖把自己从仆射的位置拉下来，萧瑀也要把他拉下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