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个人报告会不好开，主要是中国真不缺劳动模范。
如果是个人报告会的话，对公众开放，基本上谁都可以去现场听，只要入场者愿意花钱买票就行。
早些年，大寨，大庆一些劳动模范在燕京或者重要城市的个人报告会，经常被一些国有企业包场，让全体工人去学习，门票都能卖不少钱。
而好多人也确实不是为了单纯学习，去现场坐好几个钟头，其实心里想的是散会之后能找个机会跟劳模合个影握个手，有点儿追星的意思。
不过谢虎山没去参加燕京那些个人的报告会，他倒不是心疼门票钱，而是他更想听集体报告会。
这种报告会基本不对普通民众开放，属于邀请制，一般是国家相关单位安排召开，去现场赴会的也必须是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如果是外地单位企业派人千里迢迢参加，可能搞不好举办的国家单位还要包他们的食宿。
其实就是等于国家花钱让各地企业来上一上培训课，希望他们能学习先进，有所领悟，回去努力办好企业。
但这种不对普通个人开放的发布会其实更好混进去，因为外地派来出差的人基本没人愿意去听冗长的报告会，都是同业者，首先内心就对作报告的单位不服气，其次，各外地单位一般都把这种公差当成来首都公费旅游的单位福利，恨不得拖家带口来逛燕京，哪有心思真的去参加报告会。
一般都是去发布会签个到，晃一圈没等正式开始就抓紧走人，等报告会完事，再跟其他开会的人借一下会议笔记，抄一份回去交差。
所以这种发布会，往往刚开场领导讲话时人还比较整齐，一旦领导结束发言，正式开讲，马上观众们就开始陆续出去上厕所借机跑路，能空出大半空位，这时候推门进去找地方坐下，绝对不会出现抢座占座的意外发生。
今年各行业在燕京举办的报告会内容基本都跟国外有关，很少提及自己所在单位取得的成就。
这是因为去年三中全会之后，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都组成了交流学习团，被国家一批又一批送去欧美参观交流，这次开报告会的都是参观交流回来的人在会上发言，无论哪个行业，其实会议内容都差不多，总结一下就是四个字：
时代变了。
谢虎山在报告会上，真的亲眼瞧见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工人，老农民，老学者念着念着发言稿突然就声音哽咽起来。
那是他们去国外参观时被震撼的后遗症。
没有走出去之前，一直觉得就算比不上美国，比不上苏联，比不上英国，可是凭我们农民，工人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再加上这么多人，这么大片土地，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劲头，谦虚点儿，在世界上排前十总行吧？
等真的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才发现之前的谦虚还远远不够，差距让这些老一辈劳动者大到感到绝望。
别说美苏英法日这些老牌强国，西德，荷兰，瑞士，南非，澳洲……似乎国家派他们去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看见的都比国内厉害。
种了一辈子地，种成劳动模范的老农民在去美国见识那种农场模式之前，从没想过这个世界上，居然还能靠三五个人就能轻松播种收割几百上千亩地。
用一辈子的时间把一双手一双眼练成了精密量具的高级车工没想过，在日本，只要按照说明书对着按钮操作几下，一个完全经验的人就能操作机床。
这种直观且有绝望的差距感让很多一辈子坚定的老革命内心产生了动摇，国家其实也想要这个效果，因为很多年纪大的老同志一直不肯相信中国与外国的差距。
所以这些参观团交流团回来之后，国家还要专门给他们开会，抚慰他们的情绪，打打气，让他们鼓起信心，中国早晚会追赶上去。
同时，也要让之前思想最顽固的他们亲自做报告，告诉同业者，差距到底有多大，到底要不要变革。
所以这些报告会上发言的人，几乎都在大声跟参加会议的人传达一件事：回去之后，一定要培养年轻同志，注重加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
之所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因为他们做报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已经正式施行，很多外国企业已经在进行前期接洽，时刻准备涌入中国，与国内企业或者组织举办合营企业。
到那时，大家不再是与国内的同业竞争，还要与外来者竞争，竞争之余，还要不忘学习他们的先进知识。
这也导致这些天各种报告会上总是弥漫着两种情绪。
一种乐观，认为外国公司来中国开合营公司，会给中国带来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
一种悲观，认为一旦外国公司大量涌入，很可能国内同业会第一时间被蚕食掉，最终在商业层次上出现丧权辱国，洋人当家的局面。
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他们都努力的告诉着与会者，中国开放了，一个旧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要想不被时代淘汰，必须与时代一样尝试改变。
一般来说，在台下参会的听众都不会发言驳斥，可能也是觉得自己没去过国外，反驳起来底气不足，偶尔有些质疑，也不疼不痒。
真正让谢虎山觉得面对改革开放反应最为激烈的，反而是他跑来郊区海淀中关村参加的一场文教方面的专题报告会。
这场报告会是中科院和国家科协举办的，作报告的是今年刚刚从美国访问交流回来的一批中科院科研人员，主讲人叫做岑春先，身份是中科院核物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