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一个兵年花费20-24贯石，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最多时3600万贯石——和明清时不一样，中晚唐两税法（以财产多寡计税，不按户计税，有钱的多收，没钱的少收，有点类似清朝的摊丁入亩）时，商税（榷盐、榷茶、榷铁、榷漆等等）最多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
当时唐廷给每个藩镇定了军额，如宣武镇十万人、淮南镇三万五千人、幽州镇五万人等等……
数据有据可查。
养不活兵的藩镇，中央补贴，这些藩镇一般相对听话，愿意为中央打仗，讨伐不听话的藩镇。
至于有人提到西班牙养多少兵费劲这种事。
我第一本书正好写大航海时代的，比较了解那时候的内容。
首先，那是募兵，即职业士兵。
其次，火器时代，花费激增。
第三，国王其实没什么钱。
英格兰国王为了打英荷战争，把老婆的嫁妆都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些债向谁借的？
贵族、教会、银行家。
这是东西方国情的不同。
军事和外交归国王，国王打仗，贵族、教会不一定出钱的。
国王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或者借债。
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给国王高利贷，比如信誉不好的西班牙王室，借贷成本是年利率20%，因此几次破产。从美洲运回来的金银，经常来不及铸币就直接以银条、银块形式拿去还债。
另外，西班牙60%的收入，是被王室奢侈花费掉了，并没有用到军事上。
好像扯远了。
再说回匈奴。
胡人政权，你用汉地的标准来衡量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胡人政权的征兵形式大同小异。
有据可查的契丹，一户出一丁是常态，三户出两丁也不鲜见，出征的人还要自己准备武器和一部分粮食、肉干、奶酪。
他们种地后就不管了，秋天才收，中间不需要忙活，反正“靠天收”。
男人出征后，女人小孩亦可勉强放牧，维持生产。
大发之下，所有成年男丁齐上阵，固然会影响农牧业生产，但负面影响远不如汉人那么大——当然，非到生死存亡时刻，也没哪个首领闲着没事玩“大发”。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几乎没有维持成本，所以不存在养不养得起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就不养兵。
胡人正规化建设后，也会尝试组建职业士兵，比如契丹的皮室军，平时就有人供养，不怎么需要干活，专心训练就是了。
另外再谈一下组织形式。
此时基本是部落、氏族形式。
历史上胡人组织形式出现质的提升，是唐代的吐蕃。
吐蕃实行“茹—东岱制”。
翼长、万户、千户、百户、小将——翼长统领至少一个万户。
这是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严密的组织结构。
茹—东岱制下，各级官员管军又管民，以军法治民，组织度非常高。而且军事装备非常好，从中亚、天竺掳掠了大量工匠，有成建制的具装甲骑。
说实话，若非吐蕃这种农牧混合国家运气不好，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估计会很厉害，毕竟安史之乱后，他们深入中亚，与阿拉伯人激战，还经常南下印度抢劫。
当然，吐蕃运气也不错。
唐玄宗天宝年间，吐蕃连吃败仗，损失惨重，九曲之地尽皆丢失，有亡国之忧。但戏剧性的是，唐朝安史之乱了，吐蕃又活了……
吐蕃的制度，与女真的猛安谋克制、蒙古的万户制大同小异。
即胡人打破了部落、氏族的藩篱，以一种组织度更高的形式调用他们的人力物力，并且提升了凝聚力。
这会的匈奴还不存在这种组织度。
最后说一点，算是我的个人见解，不一定对。
就总体而言，募兵制是要优于征兵制的，缺点是维持成本太高。
不打仗的话，募兵也要领工资，而征兵在家种地，是农民。
打仗的话，募兵要领双倍乃至三倍工资——中晚唐防秋，各藩镇派兵到边境，帮助中央守边，朝廷给两份工资，藩镇给一份工资，三倍工资。
而征兵打仗，还是没有工资，或者只有极少的赏赐。
在募兵制大规模开启前，压根就没军饷这个概念。
另外，很多人都听说过“一汉当十胡”这种说法。
对，这是西汉年间。
到了后来，陈汤说现在不行了，只能“一汉当五胡”。
原因是什么？
胡人也在进步啊。
西汉时中原与匈奴的文明、生产力差距极大，体现在战争上，就是西汉军队武装到牙齿，而匈奴只能武装极少数精兵，绝大多数人居然用骨箭，更别说大规模装备甲具了。
另外，当时马具也不行，骑兵威力不够大。
东汉时，这个差距缩小了。
胡人装备提升了一些，而且出现了能提升骑兵战斗力的马具。
到了魏晋南北朝，因为胡人大举南下，差距更加缩小。
而且双边马镫、高桥马鞍出现，让骑兵可以借力，在马上做更复杂的动作，骑兵威力暴增。
再到唐代，汉人军队的装备优势更小了，这时候怎么办？
只能靠武勇。
说一个典型例子，唐中宗时在阴山修三受降城，打算修瓮城、马面，置守具，被很多人反对。
反对的原因你想象不到：他们认为城池修得太好，会让士兵有依赖心理，不愿出城野战。
唐代朔方军六万余人，其实马不多，绝大多数是步兵。
胡人骑兵来了，步兵要敢于出城野战。
毕竟薛延陀人都能靠步兵一统草原对吧——薛延陀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唯一一个靠步兵称雄的霸主了，奇葩。
写得有点散乱，其中一些还是集中回答读者的疑惑。
先这样吧，继续码字。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