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天刚蒙蒙亮。
三司使王尧臣的奏疏便呈递到了垂拱殿。
昨晚，他看到苏良那句“数日之赋，堪比足年”，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自真宗皇帝封禅泰山、赏赐百官后，大宋的财政便开始捉襟见肘，出现了危机。
当下，大宋的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因分夏、秋两季征收，又称两税）、杂税（经制、折帛、身丁钱、役钱等）、专卖收入、商税收入、官田收入等。
宋的财政收入并不少。
太宗期便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两倍于唐室。
太宗之后，财政收入更是稳步上升，至庆历年间，财政综合收入已然破亿。
但这种财政收入的与日俱增，并不是大宋强盛的征兆，而是对民间折变加征、横征暴敛的结果。
大宋，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军费、官吏俸禄、皇室费用、祭祀、赏赐、岁币等……
每一样，都让三司不得不量入为出，精打细算。
钱不够，便变着方式从百姓手里抠，但现在已经抠不动了。
而今，商贸之税已与田赋同等重要。
王尧臣听到齐州这种促进商贸繁荣的方式，自然甚是支持，此举能为三司解燃眉之急。
于是，他在奏疏中向赵祯请求：可在全宋范围内开展类似齐州的招商之法，令地方主官招商，促进多州商贸发展。
赵祯看过后，将奏疏放到一边，拿起苏良的奏疏又看了一遍。
他也很心动。
国之财力，代表的是皇帝的腰杆。
若当下国库殷实，百姓安居乐业。
赵祯也会生出开疆扩土、收复燕云的念头。
没有一个皇帝不想着完成大统一，行祖宗未竟之事，博得千古圣君之名。
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财支持。
与此同时。
夏竦、王拱辰等人也陆续上奏。
他们称苏良的奏疏乃是齐州特例，其他州府若参照齐州，必然会造成内乱。
此外，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此举令士大夫官员与铜臭为伍，逆圣人教化，应当立即叫停。
若官员都为铜臭奔走，则天下再无良官清官。
赵祯明白，这些其实都是场面话。
这些官员真正在乎的，是此例一开，士大夫官员们的地位与尊荣将会迅速下降。
就像一座酒店的大掌柜。
本来坐在柜台中悠哉悠哉地饮茶看账，突然让其肩头挂抹布，去门口热情迎客，还要弯腰擦桌子，脸面自然挂不住。
一日间。
赵祯便收到了三十多封奏疏。
大多数京朝官们都站在了夏竦、王拱辰那方。
这让赵祯不由得想起范仲淹在新政时，限制官员磨勘升迁，抑制恩荫制度时，官员们激愤的反对之声。
当时，是在砸士大夫官员的饭碗。
而今，则是让士大夫官员们没有那么轻松地吃这碗饭。
赵祯突然有一种错觉，其喃喃道：“朕怎么感觉变法似乎又开始了！”
……
就在这时。
王拱辰也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良官论》。
此文的核心为：良官者，有知有德，不被铜臭所误，爱民而非自贱。
这篇文章，乃是为反驳欧阳修《官仆论》中所提的：官，民之仆也。
王拱辰认为，欧阳修是在恭维百姓，沽名钓誉，良官是百姓的父母官，而非牛马。
作为状元，他的文章还是非常具有蛊惑性的。
并且，他自掏腰包，命人抄写了许多份散发在民间，引得百姓瞩目。
一时间，汴京城的全民大讨论再次上演。
有人认为——
官员俸禄皆来自百姓税赋，理应做民之仆，而非高高在上。
齐州发生的“知州坐官道，通判守驿馆”，实乃齐州百姓之幸事。
也有人认为——
大宋向来提倡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官员是天下百姓的管理者，而非牛马。
欧阳修之言，实乃沽名钓誉，恭维百姓，而齐州之策，更是哗众取宠的小伎俩而已。
茶馆、酒楼的文人士子、商人走卒，甚至勾栏中搂着歌伎喝酒的纨绔公子们都在唾液横飞地议论着此事。
甚至，出现了多起打斗事件。
论气血、骨气，汴京的百姓比守卫汴京城的禁军都硬。
其实，这就是一场百姓对官员权势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