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律师事务所，老唐对这家律所并不感冒，更何况两人现在应该算是对手。
所以只是随便应道：“是丁主任啊，久仰久仰。”
说是久仰，脸上就差没写着“我根本不认识你”这几个字了。
丁主任却不在意，只是道：“唐律师，你这个案子不该接的，金融案子不能像你这样蛮干，知道吧，不过如果你有兴趣，其实可以来大风这边。”
“我们所里有专门的金融律师培养体系。”
一脸的前辈口气，听的老唐有点无奈，尽管他现在已经算是大律师，在网上名声特别大。
但是在律师行业里，还是有人觉得他太年轻，就是个小辈。
摇摇头道：“丁主任，我们还是别说话了，私下联系，我怕被投诉到律协，到时候就不好看了，你说呢？”
正好这时民庭的门开了，老唐直接走了进去，坐在原告位置上自顾自地开始整理材料了。
丁主任同样摇摇头，对着身边的助理道：“走了，这位唐律师，还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啊。”
法官来了，书记员宣布全体起立，终于，这场算是多人瞩目的案子开庭了。
前面还是走程序，确认双方身份，看看是否申请回避，法庭纪律等等的这些。
都走完了，开始法庭调查，由原告进行陈述。
其实就是读起诉状，要不很多人都说庭审感觉像是走过场，其实这种感觉没错，起诉状这个东西，那不管被告还是法官，开庭前都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但是按照程序，你还是得读一遍，这就叫陈述事实和理由。
老唐读完了，丁主任身边的助理开始读答辩状。
终于，举证质证开始了。
“证据一，我方当事人吴女士与光明银行签订的基金合同，证明我方当事人与光明银行之间存在着基金销售关系。”
老唐并没有以委托理财为由起诉光明银行，而是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
原因就在于，光明银行只是代销方。
丁主任随即质证道：“对于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客观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光明银行只是作为丰盛二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方。”
“合同双方应当为原告与基金管理人，被告主体不适格。”
老唐这边接着举证：“证据二，通过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开宣传查明，涉案理财产品，应当为高风险型。”
“证据三，我方当事人曾经在购买案涉基金前二十天，因为购买另一份理财产品，做过风险调查，调查显示我方当事人为稳健型投资者。”
“适合投资稳健型或谨慎型投资产品，并不适合购买案涉基金这样的高风险理财产品。”
丁主任再次道：“对于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在购买案涉基金前，曾经做过风险评估，按照光明银行的风险调查问卷评估结果，应当为平衡型。”
“与案涉基金风险评级相符合。”
老唐这边又举证几次，轮到丁主任举证了。
“证据一，风险告知，在签订基金合同之前，光明银行向原告提供了风险提示文件，并且原告已经签字。”
“证据二，原告在购买基金前的客户评级结果，证明原告已经是平衡性投资者……”
“证据三，原告购买案涉基金时，是四十六岁，有多年理财经验，因此应当认为其有风险识别能力。”
老唐随即开始质证：“证据一关联性和客观性不予认可，该风险提示只是格式条款，且并未详细列明基金的最大风险以及实际收益计算方式，并没有尽到适当性义务和告知义务。”
“证据二，被告只提供了一项单方面的客户评级结果，未提供针对我方当事人的具体风险测评表，且被告并未提供风险结果为稳健型和平衡型的具体标准。”
“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
法庭调查结束，进入法庭辩论阶段。
老唐再次开炮：“光明银行作为案涉基金的代销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本身便与我方当事人形成了买卖合同。”
说人话就是，风险评估这种事，都是银行做的，现在你风险评估出了问题，让我去找基金公司？这不是开玩笑嘛。
“另外，仅有格式条款和内部风险测评文件，不能证明光明银行已经完全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
老唐的核心意思就是，如此高的风险，你却只给通用的风险提示文件，连这个投资可能导致的最大风险都没有列明，这很明显违背了合同公平平等原则，权利义务明显失衡。
而且你说我的客户是平衡型，那你得拿出当时的测评问卷来，并且要把你们对于客户稳健型或者平衡型这些评级的标准都拿出来。
而不是只拿出一份你们内部的评级文件就能行。
对方为什么不敢拿出来，很明显当初测评走了个过场。
拿出来证据，会被自己当做攻击的武器。
所以，你没提供这些证据，那就得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丁主任的眉头皱起，这个唐方镜好像对于这方面很熟悉的样子。
金融性质的合同之类，不能随便签，这是忠告，但是同样，也不能仅仅以这么一份合同，就说明你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
旁听者们听的很激动，这是一直以来都被诟病的地方。
银行为了能多卖理财产品，很多时候的一些测评都是走过场，哪怕现在双录了，都是业务员们挨个教。
说你都回答“已经详细了解”或者是别的什么就行，而客户说是买理财呢，其实根本不懂那些东西。
这个时候是需要你银行把这些都给说清楚了。
所以老唐之前也是不知道这个双录系统究竟是保护谁的，只能是让这些投资者自己长点心，别被几句话就轻易打动。
“综上所述，光明银行向我方当事人主动推荐了与其风险评估不符合的理财产品，而且未采取有效的方式向我方当事人披露涉案基金的重要信息和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