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只能说道：“臣这漕军山东总，每年是要往河道衙门孝敬三千两银子的……”
杨潭只能张了张嘴。
别看河道衙门是驻地济宁、看上去只管运河的，那是因为黄河夺淮入海之后，黄河水患与运河水患几乎是同一个问题了。
事实上河道总督还管着黄河沿线。
如果漕军一总一年就孝敬这么多钱，整个漕军、整个黄河运河沿线其他的衙门呢？
就这，朝廷每年平均下来，还需要预算不下于三十万两银子给河道衙门，用于维持住运河的通航能力。
朱厚熜叹了一口气：“漕兵逃籍，不少去做了响马；运河沿线劫掠不断，恐怕还不知道与多少衙门有勾结，竟能在河堤上设有那等避捕窝点。这条运河真是烂透了，千疮百孔！”
李鐩头皮发麻，站了起来请罪：“臣有罪责。”
“然而河道水患又不能置之不理。”朱厚熜看了看他，“这总漕、总河之争，待朕这一次亲视运河、黄河之后，该有个章程出来了。”
顿了顿之后就告诉黄锦：“传令襄城伯，先把章拯以下都拿了。有齐远大之言为证，再去苏州嘉定问问龚弘，朕要知道这运河堤这些年是怎么修的，怎么让运河劫匪能在河堤上布下避捕窝点的。”
“……陛下，都拿了？”杨潭不由得惊了一下。
“已经快入冬，至少明年春夏前，水患还不至于因为河道衙门的一点动乱就出大岔子。”朱厚熜冷着脸，“朝廷每年建造漕船就要拨银近二十万两，十二万漕军一年粮饷是多少？山东一省漕河夫役四万九百余两还不够，另需雇役银竟达十一万余两。哪次动工修河，耗银不是百万之巨？”
他顿了顿就说道：“朕御极之初就定了清查水患水利之国策，自永乐而今百余年，朝廷累计在这条河上花了多少银子你们算过吗？朕算过，如果算上佥派的徭役，平均每年折银近三百万两！三百万两银子，就为了四百万石粮食、二十余万两课税！”
朱厚熜看着杨潭：“伱是做过户部尚书的。朝廷开支用度捉襟见肘，河道衙门倒好，漕军山东总每年就安心拿去三千两孝敬，河道水患倒是越来越频繁。这是自然的，若水患不频繁，哪来的名目向朝廷要钱修河？故此，就连有人在河堤上挖洞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挖出来的，那么大一个能藏二三人的窝点，清查河堤之时，查不出来吗？”
杨潭无言以对，他只是担心河道衙门一乱，漕运又受阻。
底下的情况，朝廷能不知道吗？
可若是京城每年无法稳稳拿到那四百万石粮食，才真是大乱子。为此，多大的代价，以前也只能忍着。
现在皇帝要把这笔烂账掀开来晒，将来的运河漕运与两河水患，又有什么妙策？
齐远大听到皇帝说出来这么多，而且还包含了漕船建造花费和漕河夫役数据，就知道皇帝其实不需要他提醒河道衙门可能有问题，陛下只是等自己来提供证据的。
他心里冒着冷汗：还好赶在抵达济宁前下定了这个决心。
但接下来，就是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以及漕军之间这运河三大衙门的大动乱了，这不可避免。
皇帝显然已经无法再接受以如此之高的成本维持这条运河的转运能力。
但是……这条河牵涉的利益之广，真的实在太大了啊！
……
运河利益是将来的事，眼下皇帝遇到刺驾，这首先是一桩大案。
收到命令的李全礼虽然有些震撼，但很快就点齐了人马，直扑河道衙门。
章拯，浙江金华府兰溪县人，弘治十五年的进士。中进士当年，他就当了工部主事，而后因为得罪刘瑾，去了抚州做通判。刘瑾伏诛后，先做南京兵部郎中，而后又一步步升迁，在朱厚熜登基、暂时平衡朝廷势力的过程中，接替龚弘做了河道总督。
现在因为一道圣旨，李全礼直接控制了章拯以下的河道衙门诸官，等候调查。
“冤枉啊……”章拯听完李全礼宣的口谕，开口就含冤，“临清河段已稳固多年，我赴任以来，那一段历来只由临清州代为查勘。河道衙门区区数人，诸多事都是责成当地……”
李全礼打断了他：“有冤不必向我喊。河道上出了这么大的岔子，你不思请罪，还喊冤？是你还是龚弘办事不力，都没什么区别。陛下已经传令南京张公公前去询问龚弘，章总河，陛下明日就到济宁，你不如好好想想面圣时该怎么说。我提醒你，河道衙门分内之事没做好是一回事，牵涉到刺驾大案里，是另一回事。”
虽然从临清到这里这一段没出问题，但李全礼也不想那个刺驾大案破得太慢。
他是京营护驾大军的统领，出了这件事，他也算是办事不力。
锦衣卫当场牺牲两人，后来又有两人重伤不治，可他们毕竟是用命为皇帝排除了隐患。
李全礼这边分工不同，也不像听了皇帝的许多具体要求后日渐脱胎换骨的锦衣卫那样专业，但他不想后面的这一路仍旧如同这些天一样这么疲惫。
临清州那边，正如章拯所说，河道衙门既没自己的兵、也没有那么多编制。巡视河道、派遣差役、承担一些整修工程，这都是临清州的事。
自从那铁屋存在日久、很难在河堤修筑好的情况下再弄进去、而且也不该这么久没被人发现的结论出来之后，张孚敬当场就决定撸掉临清知州。
继暂署曲阜知县之职后，他再次暂署临清知州，以山东总督的身份在临清堪称“挖地三尺”。
张杀头凶威赫赫，浩瀚的案牍卷里，历年来河道整修、查验的负责人和当时的汇报情况被翻了出来，而后就是被张孚敬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