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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季节的区分，从甲骨文中来看，商代一年只有春、秋两季。卜辞中多有“今春”、“今秋”，也就是今年的意思，这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春种，秋收。
以春秋来表示一年，这种方法直到西周以后的诸侯国还在使用，著名的编年史《春秋》，其书名就来源于此。
但是这里的春，秋，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史书里记载可能是不一样的。
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官定历法，可以简称为“三正”。这三者主要区别在于岁首不同。
到了东周，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使用自己的历法成为时尚。
所以容庚曾在《商周彝器通考》举例:西周纪年，皆统于王，故云唯王某年某月。春秋以降，有用各国纪年者，如《厄公簋》云“唯厄正二月初吉乙丑”。《邓公簋》云“唯邓九月初吉”。
在王年的问题上，“唯王某年”则肯定是叙述西周的王年。
不然那就有可能发生下面的情况：
《春秋·隐公六年》记载:“冬，宋人取长葛。”，然而在《左传》中出现的记载却是:“秋，宋人取长葛。”
再如，《春秋·僖公五年》说“春，晋侯杀世子申生”，同一事件出现在《左传》中却成了“十二月”。
其原因就在于鲁国用周历，所以《春秋》也用周历纪年。当然也不能说《左传》使用的纪年方法发生了错误，只不过它用的是夏历而已。
这就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使用不同的“三正历法”，独立纪年的现象。
这些对周至和安春佳搞的甲骨贞辞编年体系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对于商后青铜器而言，对于宋主任想搞的项目来说，可就非常重要了。
还是回到甲骨体系，商代的年，在甲骨文里叫做祀，商王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祭礼过完一遍，一年的时间也就过去了，所以用祀来代表年。
因此历史典籍里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在甲骨文里也得到了验证，晚期卜辞中多用“唯王二祀”、“唯王八祀”的说法，只要是出现了“祀”，那就肯定是采用殷历的甲骨。
这也成了后世“年号”用法的初始，相当于“某王二年”、“某王八年”，对后世修史的的指导意义非常重大。
虽然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但是殷人的年时定义却是从冬至日开始的，因此从其观察天象、历法的周密来看，应该知道分至的，否则间月无法安排。
因此这套体系还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按干支定好套入公元几年就完事儿的，涉及到近千年的历史当中的各种偏离和修正。
周至和安春佳这套体系是基于甲骨文来搞的，如果想要实现宋主任的目标，夏朝暂时不去说它，但是周代的青铜铭文，肯定也得纳入到这套体系里边来。
之前说了，彝，是青铜礼器的通称，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又叫做“彝铭”。
从商代的彝铭上看，殷商时代的历法使用的是干支、月份、时王祭祀年相结合的方法。这一纪年方法究竟属于黄帝历、颛顼历、殷历中的哪一种历法，目前还难下判断。我们本着历法和朝代相一致的大致模式，将其划定为殷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