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利簋上的“岁鼎克闻夙有商”与《国语》中“岁在鹑火”，两句，就有岛国学者认为不应该直接关联起来。
虽然“岁在鹑火”涉及到了一个“分野论”，就是将天空分作二十八宿的星区，这个理论出现在战国时期，因此不能将《国语》牧野之战里的岁，和利簋上的“岁鼎”关联起来，不能用战国时期成书《国语》来考证商末周初的人也会关注到岁星的位置。
于是就牵扯出第二个疑点，一些学者据此认为，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不大符合金文中关于月相记录的“四分法”。
所谓的“月相四分法”，是王国维为了解释先秦文献、铭文当中常见的“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月相名词提出的一种见解。
虽然历史学家对于先秦月相定点说的起源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形成，然而让人伤脑筋的是，就连古人对于这些月相术语的解释都不统一。
《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的说法：“死霸，朔也。生霸，望也。”但汉儒对“霸”字含义的解释并不一致。
大体是古人将月亮认为是圆的，只不过光影会发生变化，光亮的那一部分叫做“月”，而没有光亮的那一部分叫做“魄”。
古文里常将“霸”和“魄”混用。
所以孟康注刘歆之说的时候，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
月与魄，轮回地在月亮上进行着主从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叫月相。
但是古人也有持与刘歆和孟康相反的理解，将光面认为是“魄”。
于是又有《法言·五百》里所记录的：“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和《白虎通·日月》里所记录的：“三日成魄。”的说法。
到了清代，学者俞樾作《生霸死霸考》一文，纠正了刘歆之说，认为“惟以古义言之，则霸者月之光也。朔为死霸之极，望为生霸之极”。
并且月相的每一天用先秦的既，旁，生，死，载，与“霸”配合，列出了一张“金文月相表”。
这就是“月相定点说”。
但是这个说法同样失于科学，后来的学者王国维又予以了一些纠正，他也写了一篇《生霸死霸考》，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
这就是“月相四分说”。
王国维以四分说验证部分历日，发现皆能解释得通，四分说由此兴起，并渐趋居于主流。
这下问题就来了，通过利簋文字结合国语考证出来的牧野之战的日子，从月相上来判断却和国语里的记录不符，反而与《今本竹书纪年》里的记载有相通之处。
但是《今本竹书纪年》这部书的真伪学术界本身就存疑，里边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在断代工程时就没有采用，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并不妥当。
如果是以上疑问都解释得通的话，“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虽然能够将年代区间压缩到正负二十年以内，然而仅有68.3%的置信度，学界对这一点的质疑声浪最大，认为使用这样的方法，可靠性实在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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