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要着重说一下，很多人不太清楚，电子证据如何让法院采信呢。
你去网上搜索，网上出来的案子太多了，各种律师给你说法，而且有时候他们说的都是互相矛盾的，你就会很懵逼，到底谁说的对呢。
答案是，不要去看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只看法条，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然后以案释法的经典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
最简单的，微信聊天是不是能作为证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你需要做的就是提供原件，聊天截图什么的基本上是不会被认定的，需要从你手机里直接登陆进去，能看到的聊天记录原件。
这里推荐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需要花钱的，那就是拿着聊天记录去公证。
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公证，如果不能你需要怎么做，而做完公证，你就可以拿来当证据了。
如果对方说这是你自己两个微信号编的，那让他拿出证据，质证是要证据的。
霍鹏飞当然不会给周总省钱，花了一千块进行了公证，证明提交的这个电子证据是真的。
所以在举证质证环节，这个证据没什么异议，然后便是法庭辩论阶段。
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两个，第一，是否存在就业歧视，第二，就业歧视是否导致不良后果，喜来公司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前一个周欣然都不用怎么说，地域因素属于“先赋因素”，是劳动者无法改变的，而“就业促进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四种法定禁止区分事由时使用“等”字结尾，表明该条款是一个不完全列举的开放性条款。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法条都在最后会说“等”，不可能都列举出来，这一部分就是随着时间推移，需要司法解释来补充，然后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用一句话说，怎么才算是不良后果呢？
现在网上很多人包括很多律师都跳出来说，只有抑郁了才能产生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眼看去就知道不对。
就本案中，霍鹏飞认为，对方这么做，直接剥夺了许正南作为劳动者平等参与就业的机会，对其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造成侵害。
所以，许正南在求职中遇到的损害与喜来公司的侵权行为存在着因果关系。
太简单了，真的太简单了，周欣然以前还从来没打过这么简单地案子。
对方说的那些话，基本上都被霍鹏飞猜中了。
比如喜来公司的法务辩称说，双方都没有在现实中见过面，这件事也没有传播过，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损害。
然后直接被周欣然怼了回去。
这都不需要见面，因为以“汉东人”为借口拒绝的事件本身，就因为造成了损害，对于人的心理上的损害。
只是呢，在赔偿问题上就有待商榷了。
不能说你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就必须要赔很多的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对于这个赔偿数量的计算是要经过综合考虑的。
于是在休庭之后，杭市互联网法院公开判决，判处喜来公司赔偿许正南一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法制日报上公开道歉。
驳回许正南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万元里面，一千元是公证费，也就是说，真正赔偿的是九千元。
但看到这个结果后周欣然就笑了，因为她知道，霍鹏飞最开始的想法是，能有五千元赔偿就很不错了。
好了，一个案子搞定！
轻松的就和出去郊游一样。
而在此时，喜来公司内，一直看完整个庭审的王总直接把手机砸了。
真的是感觉憋屈，平白无故的就得赔别人一万块！
而且还得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道歉，这踏马的简直了！
任彤更是无法理解，但是，在判决面前，就算你无法理解也必须接受。
如果不理解就有用，那强制执行是干什么的。
可是上诉总得提出新的证据，这要是没有新证据，二审也就是走个程序而已。